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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承压的利好因素受通胀预期影响难以兑现三季度各月公布的宏观经济高频数据多不及市场预期，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承压。但一方面，经济数据的波动存在部分季节性因素，且经过前几年宏观调控，市场投资者对政府当局的宏观调控力度和稳增长能力有相对充分的估计，GDP增速全年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市场认知相对一致；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对经济增长整体方向争议较少，但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的增长结构变化对市场预期的扰动效果更为明显，例如消费扣除汽车消费后大致稳定，扣除汽车类商品后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且消费刺激政策加码，提振未来消费增长预期。总体而言，经济增长承压对市场利好方向较为明显，但在幅度和持续性上市场看法有所分歧。
加快5G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会相应催生系列产业，吸引产业链上相关联的企业前来投资，从而带来信息产业发展新空间。“开展5G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能力就增强了，继而形成连带效应，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也都会来上海布局。”王振此前曾对记者表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工作内容之一，长三角三省一市也在5G领域率先展开布局。
货基从中长期来看，方红涛判断，收益率可能仍有下行的空间，这符合防范监管套利和去杠杆的政策导向。货基的资产流动性较高，风险低的特性符合当下机构的风险偏好。“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市场利率走低了，然后高收益资产到期了，现在买不到高收益资产，只能买低收益资产来对接啦。”一位基金公司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余额宝对接的货币基金收益率下滑，和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胡厚崑：首先，对于华为是安全威胁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任何结论和任何怀疑一定要有证据。要么证明华为的设备或者解决方案是不安全的，但是华为在过去三十年被全球几百家运营商使用的结果证明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而在美国我们的设备使用量接近于零，拿什么来证明华为设备是有威胁的呢？要么证明说华为公司的行为有问题，但是过去三十年业务也证明了我们作为一家（销售收入）1000亿美元的公司，在全球170个国家运营业务，从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华为的行为有问题。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种子达人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从2005年默克尔执政以降，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阿拉伯之春/冬、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退欧与民粹兴起等等纷至沓来，概言之，过去13年，是全球政经局势风云变幻且愈发不确定性的13年。在一潭死水的时代，人们呼唤变革者；而在云诡波谲的时代，人们往往更追求“确定性”，因而更渴望“靠得住”的维护者——默克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舆论对默克尔的评价，除了关于其政策本身之外，亦是整个宏观大背景与社会思潮之变迁的体现，如果过去13年只是“岁月静好”的13年，那默克尔或许很可能只是作为另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封尘中。作为不确定时代下的”确定性“，默克尔无疑是成功的，但讽刺的是，在这一点上她做得越成功，她的退出给世人留下的焦虑与惶惑可能就越强——当定海神针不再时，海面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